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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慕司马迁其人，那是从刚识字起就有的。少年时代读“老三篇”，人人背的滚瓜溜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为千古名言，并且知道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的文学家、史学家，辄心向往之。
到三门峡工作后，才知道司马迁的故乡在陕西渭南境内，与三门峡阡陌相连，同属豫陕晋黄河金三角圈内，于是，拜谒司马迁故里便是顺理成章迫不及待的事情了。
深秋时节，开完金三角联席会议，渭南的主人便带我们到了韩城太史祠。
太史祠果然气势不凡！有碑文述之，“东临黄河，西枕高岗，凭高俯下”，“白云飞于陇头，碧水周于峰下”“河岳深崇，气象雄浑”，人们来到这里，不能不叹服古人选地的目光。
太史祠正建在这东西长555米、南北宽17米、垂直落差达104米的狭窄陡立险峻的黄土高岗上，依山就势层递而上的建筑犹如一条隆起的鱼背龙脊，从建筑学上说，选址者在潜意识中正是意图创造一种引人崇敬的肃穆气氛，以体现司马迁的高风亮节，以表彰他对祖国和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吧。
过芝秀古桥，进“汉太史司马祠”木牌坊，便是石条铺砌的司马古道，亦名司马坡。司马坡乃韩城通往长安的古车马道，因祠得名，其路面纯为大石铺砌，历漫长岁月，人行马踏，风剥雨蚀，已是凹凸不平，颇似少林寺中僧人习拳练武踏出的足坑，令人触目惊心。也正因如此，它才保留着古道的原貌，象征着司马迁坎坷不平的一生。
拾阶而上，进入司马迁祠的建筑环境之中，坡势缓缓上升，至半腰处分出一岔道来，路口又立一木制牌坊，上书“高山仰止”四个遒劲大字，至此，地势骤然陡峻，转入司马祠主体建筑所在的山梁，向上，登九十九级石阶，至刻有“史笔昭世”匾额的山门及“河山之阳”牌坊，才到达峰顶主体建筑——司马祠院。
登斯祠矣，回首处，但见黄河东流，梁山西枕，山汇水抱，川塬如画，不由人胸襟大开，顿生荡气回肠之慨。
步入院中，古柏参天，花木扶疏，清风徐徐，庄严肃穆。祠正中为献殿，殿中碑石林立，其后为寝宫，正中塑有司马迁坐像，长须飘拂，双目如矩，刚毅凛然，献殿两侧有一副对联：
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宵汉
幽而发愤著成史记照尘寰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时代，述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凡一百三十篇，开创了我国人物传记的先河，“究天人之际，通古人之变，成一家之言”，既是一部博大精深、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内容浩瀚、形象生动的文学巨著，被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那么，一个伟大的灵魂从哪里来？司马迁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他对后世又有怎样巨大的影响？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铖，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司马祠中，我国现代杰出的史学家、诗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先生这首题词碑刻对司马迁的一生作出了全面正确的评价。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他出身于世代史官之家，其祖先远古时代即为观天象定历法执掌农事的天官，直到尧、舜、禹时代。在西周则任太史之职，位列三公。及至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晋封的太史令，亦是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负责起草诏令、编修史书、掌管典籍、祭祀活动等等，他决心继承孔子著《春秋》的遗风，著作中华三千年通史，因此，他着意培养儿子作他事业的接班人，直到临终前仍拉着儿子的手嘱咐他一定要完成自己未竞的事业，著成《太史公书》。
这就是司马迁生长的家庭环境。父亲的期望和家族的传统对少年司马迁的成长不无濡染和熏陶作用。
少年时代，司马迁在故乡读书，兼及一些耕牧活动，后随父在长安求学，拜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为师，吟诵古文《公羊春秋》、《尚书》等，掌握了丰富的历史、语文和社会知识。19岁时，迁举家迁往长安定居，次年20岁的司马迁即怀着远大抱负和理想，游历了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处，他到过庐山和会稽，考察了传说中的“禹疏九江”等遗迹；经屈原流放的沅水和湘水，凭吊了屈原沉水的汩罗江；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过刘邦起兵的丰沛等地，访问了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故家和访求了他们的一些事迹，还在魏都大梁瞻仰了信陵君门客侯赢曾经看守过的“夷门”。
这是司马迁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游历，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壮游，它不仅开阔了司马迁的视野，磨炼了他的意志，访古寻幽，实地考察，也为他协助父亲著作史记作了充分准备。
不久，司马迁即担任了郎中——汉武帝的侍卫官。
其后，为了稳定西南夷局势，汉武帝又派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平日里侍从武帝巡狩，足迹几遍全国。公元前110年，司马谈殁，3年后司马迁继父职作了太史令，便开始搜集整理保存在“石室金匮”即国家藏书室的历史文献资料，准备开始史记的写作。
应当说，这一时期的司马迁是雄心大志意气风发的，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官，他的志向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关注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从而达到为当时统治阶级效力的目的，故而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然而，最终，司马迁失望了。
这原因，便是罪恶的“李陵之祸”。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拒绝投降，被遣送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汉武帝派其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领三万骑兵讨伐匈奴。
李陵乃汉初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不愿担任李广利辎重，要求“自当一队”，与李广利成犄角之势，兵分两路夹击匈奴，不料却惹恼了汉武帝和李广利，武帝不给李陵骑兵，只让他带五千步卒前去作战。“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馀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这是一幅极其惨烈的战争画面，李陵深入敌后作战，与数十倍于己的匈奴军拼搏厮杀，而使匈奴首领单于“震怖”，举一国之军力围攻之，而李陵军“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即使在这种弹尽粮绝，主将李广利按兵不动，坐观待毙的情势下，李陵仍“一呼劳军，士无不起，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最终李陵被俘，全军覆没。
几天后，消息传来，“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被武帝召去，竟忘了自己卑微的身份，“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
司马迁说，李陵是位好人，品德高尚，平常与士大夫在一起时，有好吃的东西自己推却不受，分东西时自己少取，在遇到危难时替人出死力，即使古往今来的名将，也比不上他呢。现在虽说李陵失陷遭败，以我看来，其意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回报汉朝，即使其败了，其独挡匈奴之功还是不能被埋没的……
司马迁实在是太幼稚了，你白瞎了是一名史官，你毕竟只是一介文人，你怎么知晓世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你知道汉武帝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主上与李广利是什么关系？你不会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仅以为自己与李陵关系清白，虽“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没有喝过李陵的酒，没有收过李陵的贿，那就可以“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为李陵洗却诬陷？
你错了，大大的错了，当今主上虽说是文蹈武功雄才大略，但也是穷兵黩武专横暴戾之人，一句话，皇帝也是有脾气要面子的，李陵何人？陵乃一介武夫矣。而广利何人？彼乃皇上虽不名正，但实有其情的小舅子也，敕封的贰师将军也。你为李陵评功摆好，说他“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说他之所以能“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全仗他平时优秀品德和蓄积，你这不是拉一派打一派吗？说李陵独当匈奴有功，那不是说李广利按兵不救有罪么，你虽未明说李广利的坏话，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你骨子里还是向着李陵而“腹诽”李广利的，你打击李广利，也就是打击我汉武帝的亲戚，不给我面子的！
于是，自以为对皇上忠心耿耿的文人司马迁吃了家什，“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因“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交由治狱之官处理！
多么可悲啊，因为愚忠，就想当然地把皇上当成了自己的老舅，当成了赏罚严明不疏不亲的圣贤明君。就把自己的心窝子话连汤带水和盘托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下可好，千古奇冤，汉室一叶，武帝操戈，相煎何急！司马迁的结局为后来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千古的教训。
事情还没有到头。迁既入狱，帝亦惜李陵为一将才，乃派公孙敖去营救，而公孙素与李广有隙，并曾与卫青一起逼李广自杀，事到如今，岂能诚心去救仇人之孙？公孙让一名匈奴俘虏向武帝报告：李陵（实为李绪）已降匈奴，正替匈奴陈兵，准备攻打汉朝。这时候汉武帝还有何话说，不分青红皂白，当即诛杀了李陵一家凡三百余口。李陵闻讯绝望，只得降了匈奴。
司马迁自然难逃厄运。酷吏杜周对迁罪加一等，以诬上罪判处死刑。
依汉律，出钱可以赎罪，判死刑者交50万钱可以免死；无钱，愿受宫刑亦可免死。司马迁乃一介文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在关键时刻，皇帝身边的人无一人肯为他说上哪怕一句话，孤苦伶仃，深陷囹圄，“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吏则心惕息”，其心境的凄凉，难以言表，孤苦的很，也痛苦的很。
从这时起，生与死的命题便日日夜夜折磨着他。司马迁想过自己的死，“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自己若这样轻易死去，那是根本不值得的。辗转反侧之际，一缕阳光照亮了他的囚室，一个个“倜傥非常之人”浮现在他的脑际，“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把生命用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就等于延续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死就是值得的。司马迁在痛苦的思索后决定活下去，哪怕遭受最残忍最令人耻辱的腐刑也要坚强的活下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司马迁是那种看透了生而去生看透了死而去死的，他把残留的生命夜以继日地专注于写作，把生命的激情投入到悠悠三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当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和稳熟的笔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成就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长达52万字的煌煌巨著《史记》，为后人留下了中华民族三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
回首这段生活，司马迁说自己当时“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说他只有“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也就是以一心写完《史记》，用这种方式来倾诉自己的满腔愤懑和不平！
司马迁是不幸的但又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不因个人的人生遭遇而失意而沉沦而自裁，而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未来，他首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我国历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又开创了中国和世界传记文学的先河，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他成为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我国和世界古代史和文学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
说到司马迁对后世的影响，我不能不提起我国著名作家、书法家、原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先生。周而复是经历了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一名老战士，他的代表作有《白求恩大夫》、《雁宿崖》、《西流水的孩子们》以及《上海的早晨》，为了描写全面反映二战和抗日战争的长篇历史画卷《长城万里图》，他走遍世界各地搜集资料作创作准备，当然也到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与二战有关的地方，不料被人告状，被有关部门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当今中国，已经废掉了封建时代残酷的腐刑，但是腐刑之于人言，痛苦是暂时的，而污辱成份则是主要的，且伴随人的一生，现阶段，对于一个投身革命半个多世纪且位居高官的作家来说，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无疑是一种最大的耻辱，正因为如此，十几年后仍有人以此对周而复进行羞辱。某省青年杂志刊登出一篇奇文《谁是世纪巨贪——世纪中国巨贪梦幻组合》，将因违犯外事纪律受处分的周而复与清未大贪官和坤、被处决的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以及闫健宏、孟庆平、陈希同等人列为世纪巨贪阵营，让他当“一号守门员”。
这无疑使周而复在心灵上遭受到巨大的创痛，然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顶住压力忍辱负重，潜心创作，历时十数年，默默无闻地完成了长达七卷共约375万字的历史巨著《长城万里图》。
周而复先生曾写信对我表明心迹：“凡是冤假错案，最后终将平反，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刘少奇同志，全国最大冤案受害者，于1968年被永远开除出党，经过了13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平反，恢复名誉。丁玲与艾青，于1957年前后定为反党集团与右派分子，长达22年之久，于1979年先后平反。冤假错案平反之日，即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革命者要经得起任何考验。”
1999年8月，周而复再次在信中写道：“我敬佩司马迁的为人与《史记》，常读《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等名篇。正确面对人生各种遭遇，继续为祖国和世界奉献，不改初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岂止是周一人，历朝历代，有多少仁人志士忠良之辈因言获罪，或遭贬流放，或身陷大牢，或诛灭九族，直到上世纪50年代，冤假错案达到了顶峰，多少年老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尽管后来都平反了冤案，但失去的又何止是青春、热血和生命？愚昧和轻信，是他们的最大失误。
如果没有身边这活生生的事例，我不会那么深切地理解和体味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
封建统治阶级是残暴的。在司马迁出狱后完成《史记》不久，噩运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他在与友人通信时写了《报任安书》，其中泄露了对当权者的不满，武帝派人到任安府中抄家时发现了此信，遂将其“下狱死”（《汉书旧仪注》）。年56岁。
如今，司马迁的墓上已长成了巨木参天的松柏，荫蔽着这位长眠的逝者。每到祭日，司马迁的后裔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甚至世界各地的游人，怀着景仰的心情，到这里肃立膜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对于生命的理解是不同的，我的老师鲁枢元先生在与《康熙大帝》的作者二月河的通信中说：
“肉体的飞升是不可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都曾经试过，只留下了笑柄，唯一可能突破这束缚、超越这极限的，是精神的创造，尤为突出的是艺术和文学的创造。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人虽作古而精神长青，这凭靠的是他们创造出的作品。”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为历史而生，为《史记》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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